施季里茨对克虏伯先生的话报以一笑,没有回答。肖尔铁茨走进屋子,那些坐在椅子上的高级军官们立刻站起来迎接他:“元首万岁!”的声音响成一片。施季里茨打量着军官们脸上的表情,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拥有这种能力的——这显然是希尔维娅最为擅长的东西。但他明显地发现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接受把之前的普鲁士军礼改成现在的纳粹礼。
整个宴会的过程枯燥乏味,肖尔铁茨干巴巴地讲述了他觐见元首的经过,他说希特勒声音微弱,低沉,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希特勒把左手握在右手中,以掩饰左臂的轻微颤唞。他长篇大论地谈起过去的事情,谈起纳粹党,谈起他正在筹划的胜利和“神奇武器”。
肖尔铁茨顿了顿:“元首提到了‘七月密谋’,他说,自从七月二十日以来,好几十个将军上了绞刑架,因为他们要阻止阿道夫·希特勒继续完成我的工作,完成我的领导德国人民的使命。但是他坚持说,他会继续奋斗,直到把德国人民引导到他们的‘最后胜利’。”
他显然不是故意提到这些内容的,因为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多高级军官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尤其是汉斯·冯·波因伯格将军和b集团军群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就连肖尔铁茨自己的语气也十分深沉——而希特勒是不可能这样说话的。
这是一个耻辱。施季里茨心想,一个彻头彻尾的耻辱。那些笃信着“军队忠于国家,也只忠于国家,因为国家就是国家。”,受过旧道德的熏陶,以爱惜荣誉自豪,作为基督教徒培养成人的军人们是很难接受这种场景的。兴登堡元帅曾经逼迫希特勒清除“冲锋队”,杀掉罗姆。而现在,曾经统治德国、支配德国命运的参谋总部成为了希特勒的秘书处。
晚饭之后,汉斯·冯·波因伯格将军在烟雾缭绕的桌子上恳请肖尔铁茨:“根据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经验而言,请您不要做任何会给巴黎带来不可挽救的破坏的事。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毁灭足以把任何一个家族的姓名钉在耻辱柱上数百年。”
肖尔铁茨捏着咖啡杯,一个字也没有说,甚至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几分钟后,他起身告辞。
施季里茨和很多人一起目送他远去,而后人们一个个回到客厅,每个人都显得垂头丧气,意兴阑珊,似乎肖尔铁茨的沉默给巴黎的未来蒙上了一层不详的阴影。
克虏伯先生看着他,欲言又止,直到他们一起出门的时候,才说:“请您回去好好休息吧,埃贝尔教授,我想,过不了几天我就会需要您的帮助到那个时候,请您不要拒绝我。”
施季里茨向克虏伯点了点头,他从克虏伯先生的犹豫中察觉到事件的重大。他加快了自己转移军事情报局和六处工作的进程,以便腾出时间给克虏伯先生“提供帮助”。
这件事情,施季里茨没有直接向柏林发任何电报。
不久之后一个炎热的礼拜三傍晚,施季里茨在自己的住处等到了克虏伯公司的车,他被带到了斯特拉斯堡的一座偏僻古堡里。
在古堡门口担任警卫的,是两个穿着武装党卫队制服的青年人——没有军衔,也没有番号。司机径自开了过去,那两个党卫队队员甚至没有对他们投以一个眼神。
克虏伯先生站在古堡门前等他,下车的时候,施季里茨观察了一眼周围,他发现有三个狙击手隐藏在堡垒的窗户后,六个暗哨假扮成各种各样的职业在古堡周围巡逻。他对这些人的一切都很熟悉——因为这些人的做派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他们不是军事情报局的人,就是帝国保安总局的人。他甚至能看得出其中一些人是何时在何地受训练的。
在克虏伯先生对他表示欢迎之后,施季里茨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问了一句:“我发现是党卫队的人在担任警卫,我进去的时候,需要高举右手喊元首万岁吗?”
“当然不用,亲爱的教授。”克虏伯先生笑了起来,“您不必担心,在这里有很多您的朋友,比起纳粹党的人,我们的人才是大多数。”
施季里茨瞥了他一眼,笑了一下:克虏伯用“我们”和“他们”区别开了“企业家”和“纳粹党”。
克虏伯先生说的没有错,美轮美奂的大厅里聚集着法本公司、蔡司公司、莱茵金属公司、博世公司等等德国大企业的谈判代表。施季里茨曾经用“埃贝尔教授”的身份和其中的很多人在一起吃过饭。克虏伯先生带着他走过去和人们打招呼的时候,企业家们都对埃贝尔教授报以诚挚的感谢和欢迎——他们很多人欠了埃贝尔教授的人情和咨询费。
施季里茨在这些企业家们中间谈笑风生,他们随意地谈起美洲、非洲的生意,战况、经济形势、国际金价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些公司的代表甚至说到并购等等的事宜。
但施季里茨心里清楚,他们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到这个宴会的真实目的,因为宴会的真正主人和组织者没有到——这个人的职务不会低于他在两个月之前升任党卫队旅队长(少将)的上司舒伦堡。
他猜的很准,晚饭时分,穿着一袭白色党卫队夏季制服的卡尔·沃尔夫走进了屋子。这位相貌精明的党卫队高级总队长(中将),对待企业家们却十分和蔼,他走过来,挨个和他们握手。
施季里茨和卡尔·沃尔夫没有打过交道,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重迭的地方。
卡尔·沃尔夫与其说是党卫队中将,不如说是希姆莱的心腹。他曾经长期担任希姆莱的副官处主任、首席副官,现在则是驻意大利党卫队的最高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