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海捞瓷,不值钱。
但是,海捞瓷中的陶瓮封瓷,不在此列,非常值钱,甚至比传世古瓷还要有价值。
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是陶瓮封瓷的“新”。
这些瓷器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压在密闭的陶瓮中,又在海水中绝缘空气几百年,品相近乎完美。有一部分陶瓮封瓷在取出来时,甚至“火气冲天”,如同刚刚出窑一般。
这种瓷器,品相近乎完美,想来受藏家追捧。
其二是陶瓮封瓷的“绝”。
瓷器易卒瓦(cei),传承不易,尤其是高古瓷器,受各种因素影响,存世量极少,很多窑口的瓷器,只闻其名不见器物。但陶瓮封瓷不一样,千年前的精明商人,将一只只精美的瓷器,仔细地封存在陶瓮中。这些瓷器中,指不定就封存了历时千年的绝品。
这种绝品,但凡出现一只,就能拍出天价。
在这间大约两百平的展厅中,靠右墙根排着一溜的陶瓮,有四系罐,有将军瓮,有覆盖陶缸,有鼓瓮。这些陶瓮,部分已经开盖,员工正在往外掏东西,还有一部分密封完好待处理。
卢灿扫了一眼,大约有三十来只陶瓮,肯定不是一只沉船中的全部,至于其它的,应该在海曼斯船队亚洲基地——爪哇岛普里安根。
又环顾桁架上的货品,堆叠着各色杯、盘、碟、盏、盂、盒、罐、熏炉、勺、壶、油灯和少量瓷塑,还有部分灰黑色的银铤,以及棕褐色的金制品,种类非常多,瓷器约占总数的九成五。
就在卢灿四处打量时,赵市彭接过海曼斯递来的香烟,笑着抬手指了指桁架,“海曼斯,这是……你挑出来的样品?准备办个出货展?”
“打算在布鲁日和阿姆斯特丹各办一场,这两年只投入不产出,股东们都要翻脸了,这不……赶紧出货,争取在明年财务月核算之前,把船队的营收做漂亮一些。”
海曼斯说笑间,又将香烟向卢灿递过去。
“我对香烟无爱,”卢灿抬手谢绝,又指了指那些陶瓮,笑道,“对他们……有些兴趣。”
“卢先生随意看,这些货都出售,你挑选后,我们再议价。”海曼斯哈哈一笑,没再劝,将香烟扔进自己嘴中,划根火柴将自己和赵市彭的香烟点上。两人跟着卢灿身后,看他鉴定物件。
桁架上的货品很多,足足有五六千件,一件件看肯定不现实,卢灿只能挑“有眼缘”的物件,拿起来看一眼。
看过三五件之后,卢灿啧啧两声——海曼斯这次赚大发了,他的船队打捞起一艘唐中晚期的沉船——刚才那几件瓷器,一水的唐末长沙铜官窑彩瓷!
唐代制瓷,南以越窑青瓷为代表,北以邢窑白瓷为典范,形成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长沙铜官窑另辟蹊径,以彩瓷而崛起,虽然不能冲击越窑和邢窑的地位,但在当时,颇有影响力。
铜官窑彩瓷起源于汉末岳州窑的褐釉和褐釉点彩,又融入唐三彩陶器的彩绘技法,创造性地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拆开来说,就是将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笔沾上颜料,直接在未烧制的瓷胎上绘饰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入窑烧制,通过熟练掌握窑温,使瓷器上呈现褐、绿、酱、铜红等一种或多种色彩,这就是釉下彩技术。
这种技术在今天来看很低端,但对于当时的生产环境而言,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它突破了单色瓷对中国瓷器近千年的垄断,让更多的色彩体系融入到瓷器品类当中,堪称里程碑。
这项技术还创造了另一项奇迹——彩瓷和绘瓷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中国瓷器的外销。当时的“白衣大食”“黑衣大食”以及后来的“绿衣大食”,都对这种彩瓷,极为追捧。
这也造就了唐朝中后期一直到宋代,大食商人不畏海上风浪,远赴中原经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巨大贡献。
很多人提到丝绸之路,就潜意识认为这属于“中国特有名词”。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丝绸之路属于世界范围内的通商之路,并不只属于中国。
丝绸之路起源于中国不假,但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它的扬名和成功,还是依赖于那些不远万里来中原经商的商人群体。这些商人中,有中国人,这没错,更多还是“外邦”商人。
以唐末海上丝绸之路为例,当时扬州驻有几千大食商人,专门从事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商贸,为两个地区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眼前这批货品,在当时,说不定属于那些大食商人中的哪一位或者几位。
放下手中的青釉褐绿菜鸟纹壶,卢灿回头笑笑,“海曼斯,这次出水的船……是独桅还是双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