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来到选帝侯大道一家僻静的餐馆。拜伦指着挂在窗上的一块蝇粪斑斑、七歪八皱的招牌笑了,招牌上写着:本餐馆不供应犹太人。“柏林还有犹太人吗?”
“一般不大见到了,”帕格说。“戏院等地方都不允许他们进去。我猜想他们大概都躲起来了。”
“是啊,在柏林可不容易,”拜伦说。“在华沙犹太人可都很活跃。”
上汤的时候,他不说话了。想必是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使他一直保持清醒状态,吃完汤以后,还没有上菜之前,他的头耷拉下来,垂到胸前。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
“咱们还是送他回家吧,”帕格说着,向侍者打了个手势。
“我看他支持不住了。”
“什么?别回家,”拜伦说。“咱们上剧院吧。看歌剧。咱们也来享受享受文明的玩艺儿。去逛一逛吧。啊,要当柏林人了!”
他们照顾拜伦睡下,然后到花园里散步。帕格说:“他变多了。”
“是因为那个姑娘,”罗达说。
“他很少提到她。”
“我是这么看的。他一点没有提到她。但是,他正是因为她才去波兰,正是因为她才在克拉科夫被扣留。因为保护她的亲属,他放弃了自己的护照。犹太会堂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跟她叔叔讲话。我觉得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犹太人。”帕格冷冷地望着她,她却丝毫没有觉察,继续说:“也许你从斯鲁特那里能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事出蹊跷,她想必有些道理。”
第二天早晨,帕格办公桌上摆着一叠信,最上边是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谈绿色信封,角上印着白宫字样。信封里是用深色铅笔潦草写就的一页信,信纸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
你又是非常正确,老兄。刚才财政部告诉我,大使们听说我们提出购买远洋大邮船的建议,都暴跳起来。你能把你的水晶球借给我吗?哈,哈!只要你遇到机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柏林的生活,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作何消遣,你们都交了哪些德国朋友,那里的人民和报纸都讲些什么,餐馆的供应如何,总之,不管你遇到什么,就写信告诉我。在德国现在一片面包要多少钱?华盛顿依旧非常闷热、潮湿,尽管树叶已经开始变黄。
罗斯福
帕格把其他信件摆在一边,注视着这封来自一位奇人的奇怪的信,他曾把这位奇人浇了一身海水,但现在他是他的司令官;这位奇人是新政运动的创始人(帕格不赞同这一运动),但现在大概是除希特勒之外,世界上最闻名的头面人物。这样轻松、平凡、潦草的书信和罗斯福的身份很不相称,但是却与“戴维号”上一位身穿法兰绒运动衣、头戴草帽、颇为自负、蹦蹦跳跳的年轻人性格相符。他拿过一本黄色的活页簿,把他准备在一封不拘礼节的信中汇报柏林生活的要点一一写下来,海军中养成的服从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已经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文书的铃响了。他按了一下开关。“不见客,怀特。”
“是,是,先生。有位斯鲁特先生想见您,不过我可以”
“斯鲁特?等一等。我见他。给我们来点咖啡。”
这位外交官看上去完全恢复了疲劳,显得精神饱满,只是穿着他那身刚熨过的苏格兰呢上衣和法兰绒裤有些瘦。“相当壮观呀,”他说。“那座粉红色的大楼是新的办公地点吗?”
“是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换岗。”
“我对德国武装人员的活动并不感兴趣,我这么想。”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喝咖啡,中校一边向斯鲁特谈起拜伦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的事。这位外交官留神倾听着,不时用手指抚摸燃着的烟斗的边缘。“他提到布拉赫那次倒霉的事情了吗?”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车上带着一位姑娘,撞进德国的火力圈?”
“我想他没提到过。那位姑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吗?”
“是的。那次乘汽车视察前线,同行的还有瑞典大使。”
帕格沉吟了片刻。斯鲁特注视着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
斯鲁特舒了一口气,活跃起来。“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不得不陪那位姑娘下车,给她找隐蔽的地方。”斯鲁特满不在乎地从他的角度讲述这件事。然后他又讲到拜伦去拖水,讲到他熟练的修车技术,讲到他如何不畏敌机和炮弹的情景。“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些情况都写到一封信件里,”斯鲁特说。
“我想,可以,”帕格愉快地说。“现在,你讲讲那位姓杰斯特罗的姑娘的情况吧。”
“您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什么都可以。我和我妻子对这位姑娘都有些好奇,她给我们的孩子惹下多少麻烦。整个欧洲都总动员了,她还去华沙干什么,拜伦为什么要跟她一道去?”斯鲁特苦笑了一下。“她是来看我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她大概发疯了,非要到这里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拦她。这孩子任性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根本不理睬你那一套。她叔父不愿意让她一个人旅行,同时也因为关于战争的流言很多。拜伦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去。据我了解,就是这样。”
“他陪她去波兰是出于对杰斯特罗博士的礼貌吗?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吗?”
“您最好还是问问拜伦。”
“她长得漂亮吗?”
斯鲁特若有所思地喷了一口烟,眼睛注视着前方。“相当漂亮。头脑很聪明,很有教养。”他突然看看表,站起来。
“我一定给您写那封信,在我写的正式报告里,我也会提到您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