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光嗣很快得到了召见。彼时邵树德正在紫宸殿内召见外国使团,孔光嗣进来时,遇到了几位一脸晦气的日本人。他没有在意,在中官的引领下,匆忙进殿。“拜见陛下。”“赐坐。”邵树德放下手头的一份奏疏,看了眼这位当代衍圣侯,说道。“谢陛下隆恩。”孔光嗣坐到了下首,目不斜视,正襟危坐。邵树德沉吟了一下,问道:“衍圣侯可知日本使团所来何事?”“臣实不知。”孔光嗣答道,同时有些诧异,圣人不应该和他说说波斯使团的事情么?听闻已经抵达东都了。“告诉卿也无妨。”邵树德说道:“最近数十年来朝的日本使团,真真假假。甚至可以直白地说一句,绝大部分是假的。或由商人冒充,或是公卿私人,伪造国书,糊弄一下天朝上国,混点赏赐,寄希望于天朝买下他们那些不值一文的货物。”屏风、折扇、刀具、鲨鱼皮以及充满腥臭味的干海货,加起来才值几个钱?日本输入中国的最大宗货物,其实是充满杂质的铜块。最近十余年,白银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但也被人嫌弃,因为纯度不够,兑换大夏货币时,往往被狠宰一刀——国朝有制,外洋商人来朝买卖货物,均需在市舶司清算行内兑换银元或银元票,私下里使用本国货币或以物易物的交易行为,是要被打击的。这个要求,严格来说,有点不近情理。以往外国商人来做生意,中原朝廷对他们十分宽容,什么货币都收,只要是贵金属就行。后世南北朝贵族墓中出土了大量大食、波斯银币乃至东罗马金币陪葬物,原因就在于此。但大夏朝不一样了。清算行内有一个分支机构,类似于货币兑换所。所有外来商人,在大夏境内都必须用“法币”来进行交易,即银元(包括银元票)、建极通宝之类的金属货币进行交易。没有大夏法币不要紧,可以先卖货,卖完回笼资金后,再去买。也可以拿带过来的金银铜块,去清算行兑换货币,就是需要被宰一刀了,相当于缴纳铸币税。这个规定在前唐没有,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延长了交易的时间。但这个年月,节奏很慢,花个几天时间也没什么关系,最后基本上所有外洋商人都接受了,包括日本人。“商人逐利,败坏……”听到商人这么说,孔光嗣直接打蛇随棍上。“好了。”邵树德笑着打断了他的“经义”,道:“世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总是有利有弊。做一件事,无非是权衡利弊罢了,朕这些年一直就是在做这些事。”辩证思维,世上之事,有利有弊,这是刻在邵树德血液里的认知,即便在晚唐这个烂泥潭里打滚四十年,他也没有忘记。世上之事,也不是非黑即白,绝大多数是灰色。这种灰色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偏左多一点,有的偏右多一点,有的刚好折中。而且,时移世易,在不同的时间段,灰色的程度也在游移不定。拒绝用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看问题,用发展的动态眼光看问题,不刻舟求剑,以及坚持辩证思维等等,以上这些都是邵树德理政数十年的底层逻辑。一件事情,有时候坏处多一些,有时候好处多一些,完全看你怎么用。商人固然有很多问题,比如赚到钱之后的暴发户嘴脸,让田舍夫难以安心种地,囤积居奇等等,这是其负面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它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让政府收到大笔商税,维持国家财政,给全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古代,主要是国防服务,明末若能如中晚唐一样,商税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又何至于此!邵树德从来没有无聊的偏见,也没有思想包袱,该怎样怎样,尽量用其好的一方面,然后尽可能削弱其负面影响,如此而已。“陛下所言极是。”孔光嗣立刻说道。“这次来的日本使团是真的。”邵树德说道:“他们请求朕下令禁海,约束海盗。孔卿怎么看?”孔光嗣是兖州人,属于淮海道,隐约听闻过很多凶恶之徒出海,劫掠新罗、泰封、百济、日本甚至是遥远的库夷岛。近些年来,劫掠新罗三国的人少了,因为朝廷明令禁止买卖三国奴隶,同时敲打了一大批海盗,发动他们的亲族、乡党劝说,效果非常好——效果不好的话,下面就得州兵出马,抄家流放了,海盗们顶不住这一招。但多如牛毛的海盗总得有个去处吧?他们总要有——“生计”吧?所以,孔光嗣完全能够想象日本人所面临的麻烦,原本劫掠四个国家的海盗,全部涌向日本,这能有好?“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孔光嗣偷瞄了一眼,说道。话很短,很简洁,但意思明了。“日本人亦要爱么?”邵树德问道。孔光嗣本想沉默,但见圣人一直看着他,便道:“此为大礼。”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邵树德点了点头,不想和孔光嗣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如果要诡辩,他能辩下去,但没意义。而且,有些海盗其实不太好管了。现在可能还看不大出苗头,若再等二十年,待那些在海外成家(如库页岛、北海道)后繁衍出的“海盗二代”们长大后,事情就会发生变化。他依稀记起了后世加勒比海着名的海盗岛——托尔图加岛。生活在这里的多半是脱离了祖国的英格兰、联合省、法兰西海盗。年纪大了后,在岛上定居,有人还生了后代,种地、开酒馆、制造枪械、修理船只等等,为海盗们服务。从这里走出来的海盗,不会有任何归属,什么国家的船只都抢。东亚这片海域,将来一定也会出现聚集着海盗后裔们的化外之地,且不止一个。届时,海上运输线可能就要受到威胁了,因为这些出生在海外的海盗后裔们,对中原的归属感,比起父辈要差多了,滋扰航线,几乎是必然的,唯一的悬念就是轻重程度罢了。这就是发展航海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即辩证思维中的有利有弊。大夏的后代国君,只要不是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当不至于因噎废食。“还是和卿谈谈波斯的事情吧。”邵树德转移了话题,道:“波斯使团已经入京,西域诸般事务谈得差不多了。你在洛阳稍待数月,听从鸿胪寺安排,待人都聚齐之后,便西行吧,前往布哈拉,与波斯君臣、公卿贵人多交流交流。”“臣遵旨。”孔光嗣说道。“别这么快应下。”邵树德笑道:“去了布哈拉,打算说些什么?”“臣闻波斯国中,诸侯林立,仿如春秋。”孔光嗣说道:“臣打算与波斯人谈谈礼乐之事。”邵树德点了点头,道:“卿放手而为即可。波斯屡战屡败,在大夏面前已失了锐气,失了自信。春秋礼乐,非常适合他们的情况。”其实吧,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在这个时候都是一大堆有封地、有官僚、有百姓的实封贵族。这一套在中原已经没有生存土壤了。但在人家那边,仍然是封君、封臣体系,且因为各自文化传统、气候地理等因素,有些许差异,但大同小异。波斯与大夏开战,人家的贵族是真的带兵为国王打仗,就如同中国春秋时期,周天子有召,诸侯带兵勤王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政治伦理。孔光嗣对自家老祖宗的学问还是比较精通的,孔子那个年代的价值观,或许还真的挺契合波斯这一套呢。当然,与中国春秋时期不一样的是,波斯还存在着神权。国王(埃米尔)试图增加君权力量,削弱大贵族,形成一堆小贵族。贵族们抱团抵抗君权力量。神权在两者之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同时也或明或暗地扩张自己的力量。三者既斗争,又联合,最后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能接受的政治伦理。孔光嗣的家学,应该是比较符合君权胃口的,贵族能有条件接受,因为这一套同样能限制君权的无限扩张,至于神权,肯定不开心了,因为这是在与他们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且很可能获得世俗贵族力量的支持,不警惕就怪了。“臣谨遵圣命,定然不让波斯人小觑。”孔光嗣答道。“甚好。”邵树德笑道:“你走北庭、伊丽、碎叶这条路,可在伊丽河谷盘桓一下,时间上没那么急的。”“臣遵旨。”孔光嗣似乎隐隐明白了圣人的目的。这是要给赵王提供帮助啊。只是他不太明白该怎么做,讲学?以吸引更多的儒门子弟前往伊丽扎根?那还不如直接写几篇文章,号召有胸怀的读书人西行伊丽呢。随便又聊了几句后,孔光嗣诚惶诚恐地退下。邵树德批阅完奏疏后,搁下了毛笔,喊来王彦范。“传旨,十日后朕在南郊祭天、阅兵,开始东巡。”他说道。“遵旨。”王彦范默默退下。邵树德的目光散乱地落在空气中的尘埃之上。这一次,或许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巡了。:()晚唐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