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地距离朱子安生活的济南城都在两百里左右,德王府亲王和郡王每年从朝廷领取的俸禄中,米粮共计一万二千石,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由漕运从南方运来。当然了,到朱子安记事的时候,由于朝廷财政紧张,规定的俸禄早就没法足额发放了。特别是1639年清军攻入山东之后,对地方烧杀劫掠,漕运曾经长时间中断,临清、德州两处漕粮仓库也被洗劫一空。而运河上的大小船只,也全部被清军征用,作为渡黄河攻打济南城的工具。清军退兵的时候,这些船几乎都被沉毁,济南城内外的粮食也被搜刮干净,以防止黄河以南的明军发动反扑。在那场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运河都没能恢复正常的漕运,德王府也没了粮食来源,不得不自掏腰包组织人马,到南边未被战火直接波及的兖州府去高价收购粮食。但后来漕运逐步恢复之后,漕粮却依然是奇货可居,价格一直维持在战时水平。这直接导致数以万计的饥民为求生存,从被战乱波及的地区逃往了海汉控制的登州府。朱子安那时候曾听父辈说起,朝廷从南方调征的救济粮,有相当一部分都在运往北方的过程中被漕府以各种名义克扣下来。这部分漕粮作为损耗从粮仓库存中抹去,然后在各地的市场上以高价售卖。至于这些漕粮销售所得的去处,那肯定不是国库了。朱子安当时还对此抱有疑问,难道漕运出现这样的乱象,朝廷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吗?父辈告诉他,朝廷不是不知道下面这些小动作,但整个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都有赖于漕运,要彻查这些事情,不知道会牵连到多少官员,很可能会让整个漕运体系再度陷入瘫痪。如果造成了京城断粮,谁能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相比之下,漕府衙门里那些克扣漕粮,中饱私囊的举动,所造成的损失不过只是小意思罢了。只要漕运体系还在运转,朝廷多半就会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去调查这里边的种种勾当。朱子安当时对于父辈给出的解答还不是太明白,但如今回想起来,就不难理解其中深意了。这些利用漕运特权捞取油水的人,就像是房屋梁柱里的蠹虫一样,房主虽然知道迟早会被蠹虫蛀空梁柱,导致房倒屋塌,但如果要根治蠹虫,就得先刨开梁柱,而这样做可能会让房子塌得更快。以崇祯年间的状况,支撑国家的梁柱都已经摇摇欲坠,经不起任何大的震动,彻查漕运,谁都不能确定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既然暂时还没塌,那大家就闭着眼过一天算一天了。大明终其一朝,显然都未能找到合理的应对之法,以至于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漕运体系里的蠹虫似乎还有变本加厉之。朱子安暗自叹了一口气,接着往下看。曹崑解运这批漕粮一路到了天津,果然在当地交粮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因为实际运抵的当地的漕粮,较朝廷征调的数额少了近一半,户部派驻漕粮仓库的官员自然不肯承担责任,拒绝签收这批缺失严重的漕粮。当然漕府这边也并非毫无准备,先是推说江南各府征粮不力,未能完成朝廷下达的任务,后来又称漕粮在江南启运之前,便被海汉强征了若干,漕府交涉无果只能吞下苦果。当下之意,反正能运到天津的漕粮就这么多,你户部爱要不要,想追究责任,那请去找正主麻烦,我漕府是不会负责的。朱子安看到这里便已想到,如果户部要用这样的理由去应付上头,那朝廷也会很难处理。朝廷去年已向海汉俯首称臣,浙江各州府更是已经被海汉吞并,本就没有继续对朝廷尽忠的义务,能继续征调粮食运往北方,已经算是仁义之举了。不管是下旨惩治江南各州府征粮不力,还是发外交公文谴责海汉从中阻挠,这两种选择都只会让朝廷陷入更难堪的境地。但如果对此毫无反应,那朝廷仅剩的那一点点权威必定荡然无存,而且还会继续助长这样的不良风气。最妥善的办法,当然是找个软柿子惩治一下,对下面杀鸡儆猴,对上面也能有所交代。漕府衙门有钱有势,甚至还有独立指挥的武装力量,这可不是户部能拿捏得了的对象。那么在整个漕运体系中,最容易处理的自然便是那些没有正式官身,包括粮长在内的民间徭役了。于是在经过协商之后,户部与漕府达成了一致意见——此次漕粮折损颇大,原因便是解运人员在运输途中没有做好损管工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相关人等先就地拘捕,由漕府衙门酌情判处苦役刑期。等下次有漕粮征解任务之前,再设法从当地找一批倒霉蛋出来当粮长。好在此行的漕军中有一名百户是与曹崑有些私交的老乡,暗中将消息通报给他,让他赶紧溜。参与此次解运任务的十余名粮长,曹崑是唯一一个得到消息,并且赶在官府动手之前溜掉的人。曹崑在北方举目无亲,又担心被漕府衙门通缉,所以从天津逃亡之后也不敢直接走官道南下。先是沿着渤海湾绕了一大圈,然后去到了海汉控制下的登州府,在福山铜矿当了几个月的矿工。攒了点钱之后,才在今年春节前从芝罘港乘船回到了南方。曹崑担心漕府仍在追捕自己,甚至连苏州老家都没敢回去,便来到杭州谋生。此时东海大区已经全面接管杭州府,漕府衙门再怎么厉害,也不敢随意跑来海汉地盘抓人,所以这边对他来说还算相对安全。曹崑知道此事再向大明的官府衙门举告已经无用,但他也不甘就此背下这口黑锅,于是便找到海汉官府,将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希望海汉能为他洗清冤屈。:()1627崛起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