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什么让您好奇的吗?”施季里茨收起笔,拿起另外一份稿件盖在了他的草稿上,他转过身,打量着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伊万上尉惊讶地发现,他的波兰语说得很好,好到几乎不带任何口音:“啊不,没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那道打量的目光让他觉得紧张,他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露出了牙齿:“实际上,我是在想您能不能给点小费?”
施季里茨笑了一下,但伊万上尉觉得那笑容颇有深意,他叹了口气:“好吧,原来您是为了这个。”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点零钱,“给您。”
“谢谢,谢谢先生。”伊万上尉对他点头哈腰了一番,走出了他的房间。
直到在外头被晚风一吹,伊万上尉才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汗打湿了,他想起施季里茨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当晚就去了城外游击队的驻扎地。
“我们不能再拖了。”这位年轻的上尉挥了挥手,当机立断,“否则我们早晚会被发现。”
五天之后,法兰西饭店的房间传来了枪声。
◎作者有话要说:
谢廖沙其实是俄语名“谢尔盖”的昵称,这里是懒得做区分了。
◎“上帝不掷骰子!”◎
施季里茨当然不会知道他的订婚戒指给他自己带来了那么大的麻烦。更没有时间来
这也是他到访黑欣根的真正目的。
纳粹德国核武器研发的领头人,着名的海森堡教授就居住在这里。
海森堡教授是施季里茨慕尼黑大学的学长,在施季里茨刚刚进入慕尼黑大学的时候,海森堡已经在哥廷根大学求学,并提出了他着名的“矩阵力学”。也是那一年,海森堡与波恩、助教帕斯卡·约尔当一起发表了着名的《论量子力学2》。
施季里茨那个时候还很年少,带着少年人才有的那种意气风发和自负气息,他一下子就被量子力学的世界迷住了,经典物理再也吸引不了他的眼球。等到第二年着名的物理学家薛定谔来到慕尼黑大学演讲时,他就坐在台下,听着海森堡和薛定谔激烈的争论。
从那一刻起,在旧的经典体系的废墟上,矗立起了一种新的力学体系。海森堡是它的奠基人、波恩、约尔当以及狄拉克等一系列物理学家围绕它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可谁也没有想到,之后的若干年中,这种体系的变化之大,节奏之快。各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不断被提出,又被各种其他的理论质疑或推翻。甚至于几十年后,人们再回望历史时,几乎不能相信这是那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1927年年初,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施季里茨开始着手写自己的毕业论文。他甚至已经写好了申请信,要去哥廷根大学——哥本哈根学派的胜地,玻尔、海森堡等人所在的地方游学。
也就是那一年,波恩把“概率”(更为着名的说法是“骰子”)带入了物理学的世界,海森堡提出了他的“不确定性”原理,认为无法同时确定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玻尔也提出了“互补原理”,认为粒子性和波动性在同一时刻互斥,却在更高层面互补。这三大理论构成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但是,施季里茨还没有来得及为这些发现欢欣鼓舞的时候,就陷入了和爱因斯坦一样的困境:物理学家们毕生追求的那个世界的本质,消失了——因为客观的,绝对的世界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我们能观测到的世界。
因此,爱因斯坦在索维尔会议上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导者玻尔针锋相对:“上帝不掷骰子!”而薛定谔则提出了一个更着名的问题:“薛定谔的猫。”在哥本哈根解释的世界里,在不进行观测的时候,系统保持不确定性的波态,猫生死迭加。猫到底是死是活必须在盒子打开后,外部观测者观测时,物质以粒子形式表现后才能确定。但这违反了现实生活的法则,一只猫怎么可能是既死又活的呢?
哥本哈根学派对爱因斯坦的说法一一驳斥,却对薛定谔的猫毫无办法,只能承认“猫确实是既死又活的”。
施季里茨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他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放弃了物理学和数学——那时他在数学上的兴趣已经转向了统计学和概率论。他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认为:“量子论是一种纯统计的立论:它无法对单个系统作出任何预测,它所推导出的一切结果,都是一个统计上的概念。”换句话说,“单个”事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集合。
这论文差点没让他通过答辩,因为他完全回避掉了单个电子的轨迹问题。他认为单个电子的轨迹就是和“比光速更快1秒”、“比绝对零度低一度”这样的表达。没有语法问题,但在物理上没有意义。他只得在答辩会上引用爱因斯坦的论述为自己辩护:
“任何试图把量子论的描述看作是对于‘单个系统’的完备描述的做法都会使它成为极不自然的理论解释,但只要接受这样的理解方式,也即量子论的描述只能针对系统的‘全集’而非单个个体,上述的困难就马上不存在了。”
所幸当年希特勒还有六年才被任命为总理。
即使这样,一开始进入帝国保安总局时,施季里茨还是因为自己答辩时所说的这句话受到了不少刁难。就像海森堡因为教授“相对论”被蔑称为“白色犹太人”一样,施季里茨每当被审查背景时,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他对犹太人提出的理论并无特殊偏好,但他也不肯否定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最后,还是他的工作成绩救了他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