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利第一次碰到这样耍无赖的人,面对着自己公开诬陷,不禁怒火上涌,警告他道:“我清者自清,你尽可以诬陷,到时候你再加上一项诬陷罪。”
彭友道并没有退让,“我的确是诬陷你,但只要有了证据,诬陷就成了事实。”
周胜利不再与他纠缠:“我等着你的事实。”
说完话把电话听筒放下了。
彭友道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大,站在周胜利身旁的季洪印听得清清楚楚。
他有些担心地提醒着周胜利:“周书记,这种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你不能对他一点也不防。”
周胜利说道:“他再怎么做也得有我与他分钱的事实,再说了,现在我防也没办法防。”
季洪印在部队跟着首长当秘书时,部队演练和平常练兵都有假想敌,经常处在敌方的位置分析对方会怎么想、怎样做,对周胜利说道:
“他唯一能够编造证据的就是皇甫县长后来加的那段文字,如果他真以这段文字作为证据的话,至少他见过这份报告,也可能他手里握着复印件。周书记,我不是挑拨领导之间的矛盾,有些话你就是批评我也得说出来。”
周胜利道:“你说。”
“这表明皇甫县长与彭友道的关系超越了一般老同学、老朋友的关系,有可能是利益关系。”
周胜利听他分析得有道理,叹道:“如果真如你分析,皇甫县长的仕途到头了。”
季洪印建议道:“你手里那张皇甫县长没有加那一段文字的照片是有力证据,不能让除了办案人员以外的任何人知道。我今天晚上再洗几张照片存着。”
周胜利夸奖他:“你考虑得比我还周全。”
季洪印谦虚地说:“在部队上作训部门起草学习方案都是先想到对方是怎么想的,我是跟着他们学的。”
在彭友道到案后,周胜利专门召开了一次企业改制相关会议,参加的有皇甫高和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王再道、纪委书记欧阳雄、政法委书记李中华和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会上,周胜利先作了自我批评:
“在企业改制工作中,县委放松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导致我们的改革出现重大失误,试点工作走了弯路。第一个改制的试点企业县农机厂已经改制两个多月了,工厂至今没有生产,资产却被我们选中的新厂长以数十万元的价钱卖给了一个南方的商人。
这个南方商人正大张旗鼓地拆分变卖工厂资产。幸亏工厂的工人向上级反映了这个情况,经过县经改办核实登记后,现在法院已经对工厂全部资产作了保全,转卖农机厂的彭友道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
我作为县委主要领导,在整个试点工作中只签批了一个文件,没有深入了解情况,更没有走访农机厂的干部工人,了解他们的诉求,转制初步工作完成后,后续的监督工作没有跟上,给生产经营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我在这里先做个检讨,在与工厂干部工人见面时,我将当面向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深刻检讨。”
周胜利作完了检讨后,继续讲道:“我们现在急切做的,就是重新推进县农机厂的改制工作,让工厂迅速恢复生产,让有能力有技术从事生产的工人迅速工作。”
周胜利讲话刚结束,皇甫高就亮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反对农机厂重新改制。改制中选的省城的那个企业家可能是因为省城距营川县城远一些,他精力上顾及不过来,把工厂转让给了别人经营。人家对已经买到手的企业如何处置是他的事,我们依仗政府手中有权,单方面毁约是极其错误的。”
周胜利问他:“他在转营中漏掉了一百多万的银行贷款归谁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