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跑商务交往,非常累人,欢迎晚宴结束后,时间已经到了夜间十点多,卢灿有些犯困,打算告辞回家,却被柯海山拉住。
看神色,估计有事要单聊。
卢灿也只得让温碧璃先行回家,自己带上王永斌,陪同吴庆瑞老先生进了酒店房间。
“来来,卢先生、王先生,坐!茶还是咖啡?”吴庆瑞虽然年近七十,可依然精力充沛,一进房间后,就热情地招呼卢灿两人就座,又安排助理去冲茶。
“吴老,不用客气,时间也不早了,刚才席间我就注意到您老有话要说。要不……咱们开诚布公?”卢灿笑着摆摆手拒绝了助理的泡茶。
“我给你带了件小礼物,不成敬意。”吴庆瑞给助理使了个眼色后,和柯海山坐在卢灿两人对面,哈哈笑道,“哈哈……也好!看了东西之后,我们再聊。”
礼物?卢灿有点懵,不知对方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刚才在餐厅怎么不拿出来?不过还是笑笑,“您太客气。”
没一会儿,中年男助理双手捧着一只巴掌大的锦盒,搁在双方中间的茶几上。吴庆瑞伸手压住盒子,又对卢灿笑笑,“方便让王先生去隔壁房间喝杯茶吗?”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卢灿眉头轻轻蹙了蹙,对王永斌点点头。
王永斌起身,跟随那位助理去隔壁房间。
房间中,只剩下卢灿、柯海山、吴庆瑞三人。卢灿揉了揉眉心,笑道,“吴老,您弄得这么神秘,还真勾起我对这件礼物的好奇,现在能打开看看吗?”
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张方寸大小的铜片,上面铭刻着中英马来三种文字,文字很小,一时间看不清。不过,卢灿瞬间想起一件很神秘的物件,顿时身体前倾,脱口问道,“这是……槟城公约牌?”
柯海山哈哈一笑。
吴庆瑞将铜片递给卢灿,同样微笑捻须,“卢先生知道槟城公约,那更好,不用我多费口舌。这就是槟城公约牌,最高峰时有二十五块,前些年,陆陆续续出了一些事……毁了九块,又重铸了几块,现在还有十七块,这一枚,是第十八块。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希望你能喜欢。”
槟城是南洋华人的称呼,在马来西亚地理手册上的正式称呼为“槟州”。这座城市起始于1786年英殖民统治期间,是远东最早的商业中心,从而也成为了清末华人“下南洋”时的首选城市。
槟城这座城市华人众多,与中国近代史关系密切,黄花岗起义便是在槟城策动。
中山先生曾五次到槟城,宣传革命思想、筹募革命资金,并在此创办阅书报社及《光华日报》,康有为、黄兴、胡汉民等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迹。
可以说,在本世纪上半叶,槟城几乎是华人势力在南洋的最重要据点。
清末民初,下南洋的华人势力越来越庞大,为应对本土势力和殖民势力的联合绞杀,以柯家为首的大约有十三四家实力比较强的华人家族和商会,以结社的形式成立公约,约定彼此守望相助。
这就是槟城公约的来源。
自从当年杨启林老爷子提醒,卢灿便安排人去查阅新加坡背后的隐秘,发现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其中大多都能追溯到“槟城公约”的影子。
譬如南洋华人支持革命和国内抗战,几乎是槟城公约势力的顶峰之作。
尤其是后者,当时正值陈嘉庚先生为槟城公约理事长,他不仅号召抵制日货,还成立南侨总会捐赠各种物资,当时抗战战场上将近一半的战斗机都是南侨捐赠,又因马来是东洋钢铁进口主要区域,他号召全马十多万华工罢工,表示“从此誓与敌人完全断绝关系”,“不再供敌人利用”。
这可能是槟城公约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
等抗战胜利之后,在外界压力之下,内争不可避免的到来。
首先,槟城公约在抗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凝聚力,让试图重返南亚的各国殖民势力极为忌惮,他们不可能允许这种威胁存在,于是策动本土势力专门针对南洋华人势力,同时又开始从内部分化。
其次,槟城公约内部自身存在重重矛盾,大体分为三派,一派姓国,一派姓共,中间派以柯家为首,坚持自我,两不相帮两不得罪。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随着四九年建国,槟城公约内部的斗争终于不可调和。
以柯家和大李总等中间派,接受英殖民势力提出的“新加坡自治州”建议,成为最大势力,最终走出新加坡建国这重要一步。与共的陈嘉庚等势力被驱逐北上,回国发展;亲国的李世杰(爱国华侨李清泉的长子)、杨启泰等人则被驱逐至菲律宾,他们的槟城公约牌被销毁。
这也是吴庆瑞刚才所说的“毁了九块”的内幕。
据卢灿所知,陈六使似乎也是槟城公约牌的拥有者之一,但陈家因为不同意“新加坡建国后的去汉政策”而遭到边缘化,等陈六使先生去世之后,陈家也被收回公约牌。
如同名片大小的铜牌很薄,正面右上角錾刻着一朵简洁的“卓锦万代兰”,一种配种的胡姬花,新加坡国花。这似乎在隐喻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