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岭南至尊——南越王墓随葬精品首展”,在虎园博物馆第三十号、三十一号馆,正式公展,历时一个月。
卢灿和田乐群,作为主人,参加了这次展览的接待工作。
这是卢灿最近一周的第二次公开露面。
这一次,他不出席都不成。
实在是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展览公告所造成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不仅社科院院士、考古研究所所长王仲殊先生,带领庞大的团队抵达,台北的国史馆馆长朱汇森教授,同样带领一批专家参加本次公展。
就这两家队伍,就觉定了卢灿必须出席,更别说还有一群东南亚及欧美学者,也闻讯赶来。
之所以如此震动,皆因为这是第一次真正的汉代王级墓葬展,且是未曾遭遇盗窃的墓葬!
可能有人要说,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的墓,不也是王级墓葬吗?
呵呵,那是1968年,海外人士想要观看,也没得机会!更何况中山王墓葬曾经被盗过。
这么说不是说中山王刘胜墓葬品不好呀,没那意思。
就是说,香江所占据的区位优势,以及完整的南越王墓本身的影响力,要比当年发掘满城中山王墓,影响面更大。
此次展览,一共展出344件套文物,几乎全为秦汉时期的精品珍品,世所罕见!
这其中,又有七十多件,极其珍贵文物。
譬如铭刻有“张仪”字的青铜戈。
这是秦惠王四年由秦国的相国张仪督造,由于秦统一百越而到达岭南地区,随后成为南越国的王室文物,成为礼仪场所的仪仗之器,是一件秦平岭南地区的重要历史物证。
又如刻有“蕃禺”铭文的青铜三足圆鼎。
没有它,有谁能想到,羊城番禺这个地名,竟然早在两千年之前,就已经确定成文?透过这一铭文,研究者也弄清楚,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青铜器铸造水平——在此之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岭南先秦时期的青铜器,都是中原朝廷赠送的,但这件器物,明显是岭南南越王朝自己铸造。
还有几枚印、玺,也非常有历史考证价值。
在墓道人殉坑,发现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四字。
据李林灿、商承祚、贾兰坡等人认定,印章上的“景”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
由此可推断,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王室的“景(永)巷令”。
这是国内第一枚殉葬者印章,以前、此后,都没有再发现过。
此外,还展出“帝印”玉印,印钮雕成螭虎形状,装饰有云纹。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第二代王都曾僭越称帝,在国内使用皇帝的礼仪。“帝印”玉印及封泥的出土是对这一史实有力的佐证。
更珍贵的是墓主人的随身金印——“文帝行玺”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是南越文王发布命令的官印。
这枚行玺的出土,是对墓主人身份的最好认证。
展览中,还有着大量玉器,其中,十一套组玉配饰、五十八件玉剑饰等都是汉玉中的重大发现。
此次展品中,不仅有中式传统文物,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发现,譬如古波斯银盒、蓝色平板玻璃牌饰等,也在这次展出中亮相。
这也是其它秦汉墓葬中,几乎没有的。
由此也能推断出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正因为此次展览的珍稀,才导致南越王墓随葬品展览的消息一公布,震惊三地,继而波及全球。
台北到来的团队,可不仅仅是国史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国图馆、史料馆以及各家高校,几乎都有专家代表,来港研究——此时的弯弯,学术研究氛围很浓厚,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
毕竟,秦将赵佗,据岭南而自立,这段历史,虽有文字记载,但一直影影绰绰,含含糊糊。这次展览,绝对是揭开秦汉之交,岭南文化、政治、军事的重要平台。
不仅弯弯学者,东南亚及欧美的汉学研究者,也向虎博发来共同研究申请。更有不少汉学家,自费来港,希望第一时间亲眼目睹“南越王朝”的真实历史。
更让卢灿没想到的是,本次展览,不只是业内人士关心,香江市民对这次展出,似乎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原本卢灿还有些不理解,李林灿一解释,他就懂了。
原因很简单——地理位置上,香江正处于南越王朝的核心管辖范围内,因而,此次展览也算得上香江本区域的一次历史展览,香江市民同样与有荣焉!
如此轰动的展出,为什么能落在虎园博物馆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