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子怡今年三十六,讲得一口地道的京腔。
原本是纳德轩乐古道店副经理,安德烈被委任为德银投资总裁后,詹子怡能被调派来京城担任京师分公司经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詹子怡祖籍京师。
他的父亲是京城人士,后外派香江招商轮船公司上班。詹子怡十六岁时,随家人迁至香江。可是,前几年他父亲退休,又选择回京师养老,因而,他来京师任职,算不上外派。
“老詹,一起去吃点宵夜?”卢灿指指厨房方向,笑着邀请。
“好啊。”詹子怡也不推辞,笑道,“东区厨房还有二两装红星,卢少要不要来一瓶?”
东区厨房,负责的是公司日常餐饮,在四合院外的东路,有点远,卢灿摇摇头,“算了,明天再喝吧。对了,你怎么扫听到我来的消息?”
“我在办公室整理材料,徐奉那边要用,刚忙完正准备回家,听人说你过来了,这不就来看看嘛。”詹子怡摊了摊手,笑道。
“辛苦了,可没加班费给你哟。”卢灿调侃一句,两人笑笑过后,他又问道,“是三总附属产业重组?有眉目了?”
“徐奉那小子消息灵通,他说,‘利改税’文件差不多成型,国家决定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两权分离、政企分开,三总需要职业化运作,所有附属产业剥离,划归到计划委名下,实施股份制企业化运作,最迟在今年年底,能完成编制规划改革。”
这段话充满了时代特色。
“利改税”是中国当代经济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彻底改变过去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大部分利润的做法,而是将其改为“征收所得税”。
换一种说法可能更好理解它的意义:在五六七十年代,国营企业其实更像一种“铁饭碗”性质的特殊国家机构,由于“利改税”的出现,让这些机构变成自负盈亏、上缴税收的“国营公司”。
有关“利改税”的推进过程,并非突然性的。
1979年改开,当时就有经济学家提议,进行可控性的税制改革。1981年,国家在多个地区进行试点;1982年12月,国家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专门提出“三年税改”的目标。
1983年,第一批“利改税”目标确定,那就是三总附属产业的重组与改制。
什么是“三总”?就是指“总装、总后、总……”
在过去,有着众多的国营企业挂靠在三总名下,现在,这些附属企业都必须被剥离和重组。
因为外汇的高度短缺,这些拟组建或正在组建的未来巨无霸,都悄无声息地撕开一个口子,那就是吸引一定份额的境外投资,促进外汇的流入,以便于引进各种境外设备和科技。
这就给卢家资本带来绝好的机会。
以上这些都是徐奉打探到的消息,你让卢灿怎能不重视徐奉的存在价值?
饭堂内厅,桌子上放着两碟卤肉拼盘,一叠八宝菜,还有一叠糖蒜。
孙瑞欣的筷子上挑着面条,一根根被吸入粉红的嘴唇中,她的注意力明显不在食物上,而在很认真地听着卢灿与詹子怡的对话。
国内的变化,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是一个盲点,孙瑞欣也是如此,但是,偏偏国内又是她最为看重的,由不得她不去认真倾听。
其实,卢灿对于八十年代改开发展过程中的细节,同样也不熟悉,他最多只是知道大趋势,因而,在委派京师分公司经理一职时,就考虑过“汇报京师动态”这方面的需求。
詹子怡的父亲,退休时级别不高,不过,人面关系不错——很多京师朋友希望他父亲帮忙办理“单程证”——这又是一个时代名词,即申请前往港澳定居的通行证。
有了这一层关系网在,詹子怡不愁打听不到消息,因此,他才能得以脱颖而出。
两年多来,他做得还不错,为卢灿的北上政策摸脉,提供相当多的参考与建议。
“老詹,我准备筹组成立德银投资京城办事处,想听听你的意见?有冇风险?”卢灿吃完面条,随手扯过一张纸擦擦嘴。
詹子怡也停下筷子,“您是想成立办事处,管理国内投资?”
见卢灿点头,他接着说道,“这就涉及到金融投资……这方面的难度不小。要不……我建议您成立一个代办处吧,代办处肯定没问题。”
办事处与代办处有区别吗?
卢灿没太听懂,詹子怡的解释,让他明白,二者的区别大着呢。
办事处,是一个区域的事务处理中心,虽然不是经营性的机构团体,但它也是独立的金融个体。这不符合国内金融管控政策。
真实的历史上,国内金融方面管控,一直到1993年《公司法》成立,才有所松动。
代办处就不同了,它属于“委托办理”,也就是其它公司在帮助“某个金融机构”代理相关业务,不存在金融个体,自然也就规避了法律风险。
那有人要问,纳德轩珠宝京城分公司……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