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3年12月16日,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港口,一群伪装成印第安人的“自由之子”冲上了一艘货船,将里面的茶叶和随船一起运来的印花税票据一起倒进了海里。
事情的起因是英国为了倾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该条例不仅给与东印度公司免缴高额关税的权力,还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征收轻微的“茶税”。
压死骆驼的即便是一根稻草,那也是有重量的,虽然东印度公司倾销的价格比美洲殖民“私茶”还要便宜一半。
《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是议会通过的,这种议会特许状和皇家特许状的区别就在于“时间限制”,一般来说皇家特许状的时间是“永远”。选民除了对财产进行要求外,如果祖上有人得到过特许状,那么子子孙孙也可以继续当选民,这些人往往是王室的忠实拥护者。
1853年有一个从事慈善事业的贵族,他提出如果铁路公司想要修建路线,必须划定拆迁范围,避免涉及过多贫民,铁路公司在申辩无果后只能按照贵族说得回去画图纸,等方案通过后才能修建铁路。
当时的人都知道,铁路沿线的土地会升值,这一点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只是在美国修铁路的两家铁路公司可没有规划,他们也没有时间规划,因为谁先修到这个订单是谁的。
科克沃斯大概是那个时候兴起的,它只是众多因铁路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小城之一,它既没有铁矿和煤矿,也没有纺织业,人们聚集在那里只是听说有活干,而且还包住,不用去住那种条件恶劣的廉租房。
附属房屋(tied
house)在英语里有酒铺的意思,大概意思是说这种房子不是住宅,而是商铺。
在各个自治市获得了选举权和设立议会的权力后,他们可以自己编撰法律了,比如利物浦1842年就颁布了《利物浦建筑法》,其他城市跟着效仿,并且还成立了城市卫生委员会,比伦敦成立的国家卫生委员会早了6年。
利物浦曾经是地球上人口最拥挤的地区之一,排除码头设施本身所占土地之外,大概仅剩2平方英里可供居住,但估算容纳了250000人。这导致了利物浦不可能和别的城市那样朝郊区扩张,而只能修高楼,由于当时只有红砖,这限定了建筑物高度,想容纳更多人的只能“节省”宽度,建筑法就规定了不的少于15英尺,否则不允许修建。
一开始挺顺利,但随着“模范住宅”公司的出现,市政府就只有清理贫民窟的权力,而不允许修建公共住房。住宅公司通过皇家特许状获得了这项特权,他们修的房子可以保证质量,不会有偷工减料的情况发生,住在里面的人不用担心房子垮塌,也不用担心隔音、卫生等问题。
但问题是他们很“慢”,急是不能急的,即便有雇主们希望通过改善住宅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仁慈,与贵族的冷酷进行抗衡,被拆了房子,被迫带着一家在冷雨里瑟瑟发抖的工人也不会理解他。
想自建房是不可能的,就像美国人宁可喝比东印度公司运来贵的私茶,法律上不允许,警察可以搜查、没收。
10英镑的住宅决定了选举权,如果允许工厂主们自建的话,一下子就会多很多选民,他们会增添更多议席。
然后“附属商铺”出现了,它们本身是商铺,不是住宅,拥有土地的工厂主们可以根据地方法规修建。
1832年的选举法里还有收入50英镑或支付50英镑租金的经营者算选民,1867年的选举法里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当地居住12个月并且缴纳济贫金的,也就是说即便有些人住在房子价值不足10磅的房子里,可是他住了1年并且还承担了社会责任,不只是纳税,还参与公共事业,那么他就是“体面可敬”的。
托马斯库伯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的目标,虽然不尽如人意,却也至少达成了一部分,尽管他所在的城市伯明翰的情况更加复杂。
在1848年后,大量欧洲难民涌入伦敦寻求庇护,这其中包括未来的拿破仑三世。
同一年,一场大雨浇熄了本来要在肯宁顿公园举行的宪章运动集会。
女王当时出于安全考虑,被送到了怀特岛避难。
格伦威尔统治时,他的军队收缴了托利党成员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