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
“排查出来的。”
“怎么排查的?把过程讲讲。”
“所里的民警到村组和企事业单位,按照户口底册排查出来的。”
“这些人的现实活动和思想状况,在户口底册里有反映吗?”
“……”
“你参加了哪几个村组、单位的排查?”
“我没有参加具体排查。”
“那你在干什么?”
“派出所琐事比较多。不过,对于排查工作我是根据上面的要求做了布置,落实了分工和责任的。”
“哦,我知道了。你琐事缠身,无暇顾及当前的中心工作;你给别人都落实了责任,唯有你自己没有了责任。”说到这里,王又恒把目光转向了葛正方:“葛局长,你这个‘上面’是不是就是这么要求的?”
“东亭的工作做得不细不实,我也有责任。王局长,你看是不是在会后我去他们那里重新组织,现在换一个单位汇报?”葛正方一边做着检讨,一边征询王又恒的意见。
“这样轻描淡写的两句话就过去了?要知道这个案子有成千人在日夜不停地工作。一个地方的工作放松了,马虎了,漏掉了犯罪嫌疑人,这么多人的工作都是在白做!再说,我们如果容忍一个单位这么马虎、不负责任,其他单位为什么不可以?请问,如果大家都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这里劳师动众?”王又恒停顿了一下,掏出香烟点上火,继续说道:“刚才这位所长也可能是忽略了抓总体情况,有可能细节方面却把握得比较清楚。这样吧,你把几个工作对象具体说说,这些对象是怎么产生的,准备怎么甄别,下一步是个什么打算?”
这位年近五十的老资历所长满面通红,羞愧难当,低头不语。其他所长们脸色凝重,个个翻看着手中的汇报材料。
葛正方的目光不停地向我飘来,我知道他是在向我求援,想叫我出面转圜。瞧着这位年轻的副局长额上渗出的一层汗珠,我不得不冒着此时出头也可能自找难堪的风险,扮演了这时只能由我扮演的角色:“两位局长,看来这次从通知到开会,时间比较短,汇报人汇总排查情况比较仓促,因而有些情况掌握不全。为了掌握全面情况,我觉得这个会还是推迟一天为好。一是便于所长们有个检查汇总的时间,二是有利于指挥部领导掌握真实情况,准确地做出下一步工作部署。下次会议各派出所可增加一人出席,请收集汇总情况的内勤参加。不过,说到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虽说通知的时间短了点,但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你们要知道,市区从指挥部领导到一线侦查员都在不分昼夜的工作。”
王又恒脸上挤出一丝笑意,他专心致志地盯着手中的烟卷,问道:“葛局长,你以为如何?”
“袁支队长的意见是好的。各位所长回去认真准备一下,明天上午开会。”葛正方赶忙表态。
王又恒望了望我,没有忘记敲打,继续说道:“要说折中主义、中庸之道,两边都不得罪人,一向都是我们袁支的长处,一到像今天这种时刻,我常常能得到领教。你们一个是临江片的督查组长,一个是临江市局的主管领导,既然都这么说,我也不便反对,就照你们的意见办。不过,明天如果还有东亭所这样的情况出现,我可不擅长于折中、中庸,而要追究警令不通的责任,按照规定解除不称职的人的职务了!”
由于有了第一天的教训,第二天的会议总算没有发生大的波澜。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每天出没于临江的各乡镇派出所,了解排查进展,研究嫌疑对象,调整工作措施。
时间过得飞快,预期的结果一直没有出现,人们的思想情绪开始发生变化。社会上翘首以待破案的群众,渐渐由希望转化为失望,抱怨和非议不绝于耳;公安内部也有人怀疑案情分析和侦查方向的准确性;侦查人员经过连续多日的苦战,早已身心疲惫,体力和心力难以为继。侦查工作和指挥部领导都面临着最为艰难的抉择。
这时,根据指挥部的安排,我已从常驻临江改变为兼顾临江的排查,参加了数次对发案现场的反复勘验,技术人员在撬压痕迹的表面发现、提取了只有在高倍放大镜下才能看得到的附着颗粒物,经过扫描分析,这些颗粒物含有铜铁类金属和机油成分,表明了作为撬压工具的螺丝刀曾和这类物质有过多次接触。
指挥部领导成员经过多次讨论研究,仍然认为原先对案情的判断和制定的侦查方案是正确的,必须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咬住不放,坚持到底。
4月12日上午9时30分,我在去临江的路上,车过市区大石桥,手机铃声响了。我打开手机,是痕检技术人员张振平的声音:“袁支,你现在在哪里?”
“在去临江的途中。”
“你到支队痕检室来一下吧。”他继续说。
“有事吗?可以在电话里讲的就在电话里讲,不可以在电话里讲的等我回来后再说。”
听完我的话后,他“唔”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心想张振平这个人真有意思,莫名其妙地打个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