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胜从随身带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卷宗袋子,说道:“我们先将已掌握的案情向周市长汇报:
昨天上午仉局长亲自给我们交待了任务,本来让我们下午把侦破进程向他汇报的,我们与他联系时他已经住院了。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领导们分析的很正确,我们把嫌疑对象范围缩小到一百万元以下的债主身上。”
苏庆达是学法律的,擅长的是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而不是逻辑推理,问道:“为什么?”
武宗胜说道:“如果我是那个债主,已经冒险绑人了,要的赎金肯定不能少于欠款。他有可能为了让我们在案情分析时出现错误故意多要,但不会少要。”
解释过后,他继续说道:“我们又把一百万元以下的债主中的国有、集体企业剔除,月内新产生的业务欠帐剔除,剩下还有五家企业。”
周胜利问道:“昨天有人给文化宫办公室打电话,号码想到了没有?”
武宗胜道:“那个时间段文化宫只接到了三个电话,其中一个是公用电话,另外两个是正规单位的,也找到了打电话的人。”
“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进展?”
周胜利对武宗胜的破案能力很了解。
“我们在等。”
武宗胜说道。
周胜利以为听错了,疑问地重复道:“等?”
“是的。”
武宗胜说:“这个案件很难琢磨。论说绑匪绑了人应当急着催钱,而这个案子,刘局长失踪的第二天上午文化局才见到纸条,又接到了电话,又过了一宿了什么动静都没有。绑了人又不急着要钱,这不符合常规。”
周胜利点了点头,“我也感觉到不符合常规。”
苏庆达接了一句,“案件的性质更贴近非法拘禁,较绑架性质轻了许多。”
武宗胜认同他的分析,“只要他们在这个过程里不对刘局长捆绑、殴打,只是扣人要钱,只能够得上非法拘禁。”
武宗胜包里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来接听了一句,说:“我这是分机,请你再拨一次。”
挂断电话后,他说:“我已经把文化宫办公室的电话办了呼叫转移,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好了,第一遍电话他们不要接。”
周胜利说:“你们两人就在我办公室外间办案,不影响我们工作。”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武宗胜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推开了他办公室的门:
“我知道你们是谁,你马上把我们领导放了,你要的钱我们马上给。你让我们先给钱你们后放人,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
那边说了一句话后将电话挂死。
武宗胜看了看手机上的电话号码说:“还是那个公用电话。”
他拨出了一个电话号码,下令道:“迅速到我们上午去的那个公共电话亭等着我们。”
周胜利问他:“有刘局长消息了?”
武宗胜说:“电话是从昨天打电话的那个公共电话亭打出来的,说明拘禁刘局长的人距那个地方不远。我们过去转转,看文化宫欠钱的企业有没有在那附近的。”
周胜利说:“你们的三轮偏斗太招眼了,用我的车,我与你们一同去。”
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打电话给吴难,让他下去发动,对苏庆达说:“有人找我就说我出去了,一小时以后再找。”
武宗胜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给吴难指路,小车开出了足有五公里,武宗胜指着一个电话亭说:“把车开到那边。”
周胜利抬眼看去,电话亭后面是一个宽大的院子,气派的大门上挂着一个长条白淅沥漆木牌,木牌上写着“永安市富贵高档家具厂”几个大大的仿宋字。
永安市富贵高档家具厂不是何富贵的厂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