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侦查大队(简称经侦大队)侦察员听到他要举报县委书记,借口给彭友道办入狱手续,电话向李中华作了汇报。
李中华在电话上说:“你们按正常办案路子走,别被他领偏了。至于他检举周书记和其他领导,你们该怎么记就怎么记,审讯完以后向我汇报。”
他清楚,以周胜利亿万身家,怎么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与彭友道分那区区几十万元?
看守所审讯室里,彭友道正在向侦察员检举周胜利以权力压他,要求分钱的“罪行”:
“我与皇甫县长在省城时就认识,前几个月有次他回省城我们碰上了,他说营川最近工业企业改制,但那里是信息闭塞的小地方,缺乏经营人才,请我到营川做改制后的企业的老板。
我在省城的机械厂工作多年,感觉农业机械厂与我熟悉的机械厂有许多相近之处,就答应下来了。
我来到营川之后,皇甫县长对我说,他可以向县委周书记推荐我,不知道周书记是否同意。
我对他说,只要他能把我引见给周书记,剩下的事是我的。
在他的引见下,我去了县综合行政办公大楼九楼最西头办公室里见到了周书记。那是个里外间,秘书在外间,周书记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
他见到我后,直接对我说,皇甫县长向我推荐了你,但我也有一些老朋友,我不能把这个位置推荐给一个生人。
我做了多年经营,知道他是想要钱,对他说:我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好处我给你,但是得在我得到了那个位置以后。
他说行,我也不怕你说话不算数,在营川县,我能让你上去,也能让你下来。
他主动问我:你给我分几成利,我说我只能给你三成,另外还要拿出两成给当地的工商、税务和其他政府官员。
他说给他分得太少了,要分五成,还告诉我把那两成也给他,当地工商、税务和其他政府官员都由他来搞。
我怕不答应他办不成事,就答应了给他五成。
果然县里改制时把县农机厂以一块钱卖给了我。
我刚与县里签完协议,周书记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里一趟。
我知道他是要好处,但工厂还没生产哪里来的钱?只好让省城的朋友给我送来二十万带着去了他的办公室。
他还是有些不高兴,似乎嫌我给的少了,还给了我一份他签字的报告复印件。
我接过来看了看,是皇甫县长签字推荐的我,他只写了同意两个字。
这些当官的真黑呀,两个字二十万还嫌少。我一想周书记心这么贪,往后我在营川干还不得经常给他意思呀,就把厂卖给了南方的的个企业家,带着钱回了省城。
可能是他嫌我跑了以后就断了他的财路,派你们把我抓来。”
李中华看着侦察员递给他的彭友道对周胜利的检举材料,明知他检举的内容是假的,但心里也在为周胜利担心。
彭友道在监狱里不可能只对办他案件的侦查员说,还有看守所里的看守员,检察院驻看守所的监狱监察员,与他都有接触,他很可能还会向他们“检举”。
相关法律和纪律不允许他向周胜利汇报这件事,那样的话就会被认定向涉案人员透漏案情,不仅自己犯罪,还把案情变得复杂。
彭友道这样检举,手里还有皇甫高推荐,周胜利签字表示同意的“证据”,李中华知道他已经作了周密的谋划,限制既使周胜利说没有这件事也难以说清。
凭着他对周胜利人格的笃信,想到了一个为周胜利解脱的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