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就是联系在青山县的几家银行,以官府的名义做担保,让他们给造纸厂贷一笔款,先把拖欠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给发了。本来银行和地方政府都不是一个系统的,完全可以不搭理官府的要求。以前县里需要贷款,都是好说好道的跟他们商量,可这次杨县长说的很坚决,要求银行必须满足他的要求。青山县现在有这个底气,那是因为手里有钱,说话就硬气,谁敢不听,以后就别想在县里开展业务。别的事办不到,直接勒令县里相关部门和企业,不跟某家银行合作,还不是县领导一句话的事?之前曾经说过,银行干的就是晴天把雨伞借给你,雨天再收回去的买卖。现在青山县的财政状况他们心知肚明,一点都不担心当地政府还不上钱。光县里躺在账户里的钱,就足够足够。有人就问了,那县里为什么不自己出钱,而是非要贷款呢?呵呵,想多了,县里吃进肚子里的肉,再让他们吐出来,怎么可能?替纸厂担保贷款,这些钱,最后还是要由县造纸厂自己还的。说白了,县里也就是用信用替纸厂做担保,一分钱不花,什么都不用付出。至于以后谁还,还不还的上的问题,那就更简单了,谁接手县纸厂谁还,敢不还,不用等到银行出手,县里有的是办法收拾你。有了一把手的支持,县长邦邦两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看似解决了问题,把这次的群体事件给临时压了下去。为什么说临时呢,那是因为接下来不能让县纸厂的经营回到正轨,这件事最终还是要发酵的,只是拖延了一下时日而已。收到青山县的通知,不,应该称之为通牒更合适,马厂长有些挫败感,只得怀着失落的心情,主动辞职,把县纸厂的经营权交换给了青山县。拿回了经营权,县里就开始寻找接盘侠。可问遍了县里其他所有的企业,那些企业领导干部,宁可在原先的企业干个副手,也不愿意跳纸厂这个泥潭。——工人的工装是临时解决了,可欠银行的贷款和供应商的材料款,还没解决呢。谁愿意放着蒸蒸日上、福利待遇都很好的工作去接纸厂这个烫手山芋啊?即便是一个副科级干部的职级也不行!敢于打破铁饭碗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原来纸厂的厂长,更是把头摇的像拨浪鼓,好不容易才借着机会从企业跳到县里的机关部门工作,放着好好的国家干部不干,回去经营企业?开什么玩笑?别怪他真的想。在东山省人的传统观念里,工作只有两种,一种是有编制的,一种是无业。工作单位也只有两个,一种是公务员,一种是不务正业,不入流的其他工作。哪怕是企业里年薪百万的高管,在东山省人的眼里,也不如个月薪四千的公务员。东山大多数人,上学出来第一选择,基本首选考公。笔者就有个同事两口子,在三线城市,男的月薪两三万,女的月薪七八千。结果两人还是去考编制,还双双被录取了,单位工资不到四千。后来男的想了想,为了养家糊口,就没去,他媳妇去了。不过后来男的还是考进了另一家单位,这次工资高点,不算奖金,工资有六七千,他果断辞职去端铁饭碗了。何况是在八十年代末了,这就能理解纸厂原厂长,为何不愿意回去继续管理企业了。或许在他眼里,虽然级别相同,但企业干部和机关干部,那就是两个概念。同级企业干部,见了同级的机关干部,不自觉的就矮一头。既然好不容易跳出来了,为什么要回去?而且还是回去给人擦屁股!没人愿意去,这可愁坏了书记和县长。倒不是不能硬性指派,关键是强扭的瓜不甜,去了搞不好,还不如不去呢。看来要想把纸厂从烂泥潭里拉出来,光治标不行,还得治本,这就要从根子上下手了。根子在哪里?自然是经营销售上了!于是,果如唐伟东和李玉英娘俩所料,县长又把主意打到了他们的头上。到了现在,县领导们终于想起来,在把纸厂的经营权交给马厂长之前,纸厂依靠河东村企业的包装订单,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事来。他们想的很好,想让纸厂跟河东村的企业恢复合作关系,这样即便是不能更好,至少也不会更差。有了河东村企业订单的养活,基本上也就解决了纸厂目前遇到的困难,县里也就从此事中真正的解脱出来了。可唐伟东娘俩能如他们所愿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县长把李玉英一个电话叫到了县里,因为有着何新华的关系在,还有李玉英本身此时在青山县政商两界的影响力,县长对她很客气。一见面,县长就开诚布公的向李玉英提出了帮助的请求。原本以为很简单的事,没想到却被李玉英给婉拒了。李玉英有些为难的对县长说道:“杨县长,不管是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还是企业的负责人,我都很愿意帮县里解决纸厂的实际困难。可是,您也看到了,从马厂长经营之后,他们的重心就没放在我们这边。我们不得已之下,只能另寻他途,很县里其他的企业签订了供货合同。”:()重生成为超级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