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滔天的愤怒和激烈的情绪,可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到沉重的压力,纷纷垂下了眼皮,不敢与那双毫无波动又冷酷异常的眼神对视,就连一向自诩直言敢谏的高攀龙也心脏乱跳冷汗直流。他和某些官员们确实愿意为了信念付出代价,甚至生命,可问题是面对的这位皇帝根本不给扬名千古的机会,不光要从肉体上毁灭一切反对者,连精神也一并蹂躏摧残。现在他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原本并不能左右朝堂分毫,只是像苍蝇一样有些讨厌的《半月谈》,竟然成了皇帝打击政敌的杀手锏。往常官员们被罢官、被抄家、被流放乃至被杀头,真实情况仅仅能在朝堂里面传播,还不是很全面。绝大部分人,包括很多外地官员并不知情,只能人云亦云。这时候由士人们掌控的话语权就能发挥大作用了,想让谁当忠臣谁就是忠臣,哪怕是家里有万亩良田那也叫清廉奉公。谁损害了士人阶层的利益,谁就是奸佞,哪怕为官时做过一百件好事,只要有一件做错了就会被扣上误国殃民的帽子。不光官员,连皇帝也一样。顺着士人阶层的意思办事,不管办好没办好都是明君。但凡赶上有几年风调匀顺,百姓们稍微没饿肚子,必须是某某盛世降临。反之就是昏君,哪怕全国百姓都吃饱穿暖了,只要损害了士人阶层的利益,就算执政期间没出任何大错,无法扣帽子,也得编一大堆故事,从民间把其名声搞臭。可是这个千年来百试不爽大杀招,愣是被皇帝一个看似无意的小举动给破了。眼下士人阶层不光不能用话语权来胁迫皇帝,倒是被皇帝反客为主,用《半月谈》和《商报》反过来猛烈打击。而报纸这个看上去很不入流,一贯被士人阶层唾弃的俗物,杀伤力却如此之大,把皇帝的意志跳过了士人阶层直接传达到民间。怪不得当年顾宪成、沈鲤等人要坚持创办《东林旬讲》和《半月谈》抗衡呢,而皇帝在破获养心殿谋反案之后,也第一时间把这份报纸给查封了,原来是为了堵嘴。只可惜当年没人能看到这一步,也不屑于在专供市井小民传看的报纸上口诛笔伐,以至于现在想用了、想写了、想说话了,却发现两手空空、无的放矢。重新打鼓另开张从头再来?怕是难于上青天。即便皇帝不横加阻拦,新报纸也斗不过经营多年《半月谈》和《商报》。无它,已成气候。只要谈起报纸两个字,长江流域及其以北,世人只知也只信《半月谈》,而到了两广、福建地区,《商报》则一枝独秀,人气颇高。想打败这两份报纸,恐怕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再加上个皇帝的因素,基本就没有可能了。御前会议散了,一众朝臣们全像被霜打过的茄子,蔫头耷拉脑袋的走了。此次的打击最为沉痛,甚至可以说从此以后朝堂上除了皇帝之外再没有第二种声音。而各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也不再有能力左右皇帝的意志,说好听点叫辅佐,说难听点就是傀儡。皇帝说往东,大家就全得往东。唯一能做出的改变就是迈步的速度,但只要不想被挂在城头,再遭到报纸的口诛笔伐,成为遗臭万年的奸佞,就不能故意磨蹭。从掌握着权力过渡到被人施舍权力,滋味还是非常难受的。有些人已经后悔了,当初不该与新政作对,应早点投靠到皇帝身边。有些人则在默默盘算,还有没有机会投靠。也有些人心灰意冷,打算找个合适的理由辞官。“陛下,高尚书之言也不是全无道理。自古以来为君者都以任、孝、爱为尊,不宜过于锋芒毕露。”但有一个人既不失望也不灰心,还沾沾自喜。因为他自始至终都站在皇帝一边,皇权越大收益越高。不过越是这样就越要直谏,随时提醒皇帝注意分寸,不要把大好局面搞得无法收拾。“大来啊,唐宋元,包括我大明,曾经有多位皇帝和大臣都进行过改革,可无一能成功,知道是为什么吗?”而面对这个人的劝告,皇帝还真能听进去,不过看样子是不打算采纳,又摆出要上课的架势。冲着王承恩伸出了两根手指,后者马上从腰带上挂着的银盒子里抽出一根黑褐色的小棍子,并随手点燃了打火机。“呃……臣以为各具特点,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要讨论新政的大方向,袁应泰必须俯首帖耳字字斟酌,但要谈古论今,别说这位连童生水平都不够的皇帝,就算把袁可立和李贽都叫来,他也不怵。“他们确实所处时代不同,内部和外部条件也不同,但同样的事情又是同样的后果,次数多了之后总能找到相同点的,而这个相同点就是关键点。历朝历代的改革和变革都疏忽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改革和变革?不理清楚这个问题,就等于出门没有目的地。走了半天全是无用功,说不定越走越远,还不如坐在家里哪儿都别去。”接过雪茄烟,就着打火机点燃,紧吧嗒两口,洪教授的历史课正式开讲了。别看朝中有这么多大臣,可能让洪教授讲课的人几乎没有。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洪教授整天都在琢磨如何把人家弄死,肯定不会讲为什么要弄死,又该怎么弄死。而王承恩、王安之流讲了也听不懂,反倒会把已有的认知体系搞乱,不如不讲。但有几个人能听明白,也必须听明白。比如袁可立、袁应泰、马经纶,以后可能还会加上金世俊、左光斗、庄元臣、孙承宗等正在新政事业里摸索前进的年轻一代官员。他们做为新政的接班人,要比老一辈先行者的任务更重,不光要把皇帝的想法逐一付诸实施,还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一边继续向前摸索,一边回头对漏洞缝隙贴贴补补。(本章完):()不明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