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渝奉承着说:“鸡汤都是那些没有生活阅历的人定义出来的。”
严征荣说:“你跟我一样也是农村来的吧?现实一点来讲,一个农村的男孩子,想要在南京这样的城市扎下根,不仅要有一个好的工作,一个不太拖累自己的老家,还要有一点远见卓识,这样才不会在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被淘汰。如果要成家,还得要一点别的要求,首先不能有太差的长相和脾气,情商也不能低,不然南京的姑娘为什么要舍弃条件好的本地人而选择你。如果女朋友也是外地人,那么为了让她的父母放心把女儿托付给你,你还得能够在女朋友家、女朋友和你家中间周旋,让几方都能满意,更加煎熬人。这不是一个人的难题,而是所有外地人的难题,是这个社会的矛盾。不可能所有的毕业生都回老家工作,你也看到了,现下的形势恰恰相反。也不可能所有的农村人都有钱,尽管这样,农村的资金还是不断地往城市里流,多少农村父母辛苦一生的积蓄,大多数都流入了城市里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口袋,进而更加带高房价。所以,像我们这种人只会越来越艰难。”
陈渝说:“所以,在这里扎下根是你的目标?”
严征荣笑了笑,说:“我的目标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不想在家人和朋友中做一个安静的观众。我要向别人宣布,我是存在的,是不可被忽略的。这目标有点大对吧?但是物价都在膨胀,梦想为什么不能膨胀一点呢?只有自己拼一把,这些才有实现的可能。”
陈渝觉得,严征荣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激愤,却也没有办法反驳,因为那大约是所有在外漂泊的人最大的苦衷和愿望。
才工作没一个月,陈渝就发现,自己的状态跟严征荣有点相像了。他和公司的同事整天都在奔波处理不同的事务,像一群柔顺的绵羊一样,每天毫无抵抗地被赶着应付一项又一项的工作。
公司的事像一条一条的血吸虫,寄生在他身上的不同部位,他好不容易才把肩膀上的清理掉,大腿上的又来骚扰,拖得他简直走不动路。所以尽管外企也是遵照中国法律安排双休和节假日的,他自工作以来也从来没有休过一天周末,而且每天很晚才能回到住处。
有一天早上,他拖着疲惫的身影去赶早班的地铁,路过充票窗口的时候,玻璃窗里出反射出他匆忙的身影:形容消瘦,衬衫系在裤子里,肩上挎着包,嘴里啃着面包,快步走着路,脊背有点佝偻,十足一个电影里常常出现的打工者形象。
他停住脚步看向自己的影子,感觉已变得完全陌生且毫无生气了。
他时常感叹,这世界变化实在太快,自己才刚换上自以为高端款的手机,抬头发现,满大街已经都是这种手机了;自己偶尔下馆子自我犒劳一下,又发现下馆子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了;自己还在以为十几万元是笔巨款的时候,已经有铺天盖地的人怀揣百万现金买房了。好像生活就是一直要追赶别人,模仿别人。那些令人迷醉的光怪陆离的街区中各色的人,他们正经历着自己向往的光华,挥洒着自己艳羡的金如土。
他也常常因此感到绝望,仿佛注定了生活是别人的风采,他只是在它的边缘漂浮着忙忙碌碌,像是被雇佣来的小工,时刻准备着为风采中心的人服务,旁观他们的精彩,看他们花团锦簇。
陈渝毕业那年,正赶上经济上的萧条期,很多单位都在倒闭与勉力维持的边缘徘徊,他也才刚适应公司的环境,便从网上得知,张甫元已经被单位裁员了。
张甫元当时毕业的工作也算很不错的,他也曾十分得意,然而刚毕业这么几天就发生这种事,实在让人唏嘘。
陈渝不禁哀叹,社会上的节奏比学校里要快很多,也要无情很多,社会上的人也都更加面相凶恶,全然不像学校里的老师那样给学生很多照顾——他现在想想,即便那样自负的陆老师,当时对他们也是垂爱有加的。
最可怖的是,这社会总是有很多规则,像冷酷的恶魔一样,紧盯着所有人,时刻准备着筛选出那些不适合的,将他们淘汰或者打入底层。
陈渝最近也正为在公司遭受了不公待遇感到怨恨,作为新员工,他总会被要求承担一些不属于他职责的任务,他几次忍不住就要和主管争吵。幸而没有这样做,张甫元被辞退的消息让他如履薄冰,他感到一种仿佛岁月一片安然,实则却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悲凉。
有一天晚上加班时,他在打印机前行尸走肉一般地准备着一个产品展销材料,看着打印机在那里嗡嗡地吞吐材料,突然意识到,工作其实是个巨大的陷阱,他浑然不觉,却正慢慢掉入其中,白天只知道工作,晚上只知道睡觉,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原本有什么初衷,曾经想要完成什么,已经全都忘记了,自己正慢慢地被泯灭、被教化。
他也几乎要与外界隔离了,自由亦即将被这个陷阱全部网络其中,他仿佛逐渐被翻滚前进的大浪卷到岸边,那股大浪有着铺天盖地的力量,挤走了生命的灵魂,只留下无力的皮囊搁浅在无聊的岸边不能回转。
他回到住处之后,看着小区里星点的灯光,也不禁想象,那些白天在职场里摧眉折腰的年轻人,夜晚只能蜷缩在这狭小的如同火柴盒一样的蟠楼里相互依偎、彼此取暖。他们大约和自己一样,早被生活的压力封禁了活泼的神气,艰难地在这座城市蝇营狗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