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照片的显影,崔德民的思绪也在飞速运转。
好在自己出手及时,结果了楚屏翰的性命,否则后面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来。
从目前来看,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没有给中国人留下任何的线索,当然了,除了那枚纽扣。
纽扣丢失是在钟表店的时候发现的,他自己回忆了一下,应该是落在了病房里。
但他相信即便是被中国人发现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凭借这枚纽扣找到自己。
毕竟这样的纽扣在市场上太过常见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裁缝铺都会有这样的纽扣。
照片渐渐显出完整的影像,他拿起照片,轻轻吹干,每一个细节都尽收眼底。
照片不算是太清晰,毕竟是偷拍的,手有点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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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民就职于华光照相馆,老板姓赵。
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大批西方洋人、传教士携带问世不久的照相机进入大上海,也催生了为数不多的几家相馆诞生。
当时在上海照相是种奢侈之事。光顾者大多为达官显贵或商人们,据记载,当时一张全身照片需一、二元大洋,不是百姓光顾的地方。
南京这些地方是后来传过来的,虽然照相馆的数量越来越多,但照相的价格还是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下降。
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迁都到了南京。
原本在上海一家照相馆当雇员的赵老板,照相技术的日益精湛,他敏锐地发现了南京首都“权贵”们对照相的需求,二人萌生离开上海,回到江苏南京开一家相馆。
但资金成了拦路虎,在举棋不定中赵老板认识了一个自称来自青岛的商人朱老板,此人提出出钱购买照相设备、找场地租房子,赵老板就负责照相技术,共同开一家照相馆。
两人一拍即合,赵老板自然不想着全靠技术入股,便卖掉了老家无锡的一部分产业,才顺利从香港购回了照相器材和暗房设备。
在选址的问题上,朱老板提议要去权贵比较集中的地方,这样能够迅速打起名气。
赵老板自然满口答应,他对自己的技术还是有着绝对的自信的。
于是,照相馆于民国十八年在南京碑亭巷开业了。
照相馆就在总统府附近,相馆开业后,很快就开始了宣传,附近的人们都知道照相馆的师傅是从大上海来的,而且还给一些高官及其家属拍了不少照片,生意特别好。
朱老板也是个敞亮人,几乎从来不插手照相馆的经营管理,只是在每年年初的时候收取分工,赵老板对这个合伙人十分尊敬,是以账目做的十分细致,就是为了便于朱老板审查。
在外人眼里,这个相馆有点类似“官办”照相馆,吃香的、喝辣的,其实个中的苦衷只有赵老板心里清楚。
民国二十四年,赵老板奉命带着一个徒弟去位于湖南路的党部拍摄会议照,这个会议很重要,进入会场之前特务便进行了搜身。
会议结束前,赵老板把相机在会议室门厅前早已架好,散会后,与会的委员们都站好,却一直不见老头子的身影。
原来,此时正在二楼的蒋介右透过窗子,见楼下警卫、记者一大堆人,秩序比较乱,就借口身体不适,不参加大家的合影了。
这样,“二号人物”王填海就站在了正中的位置。
正当赵老板聚精会神按动快门,镁光灯刚一闪过,突然从身边记者队伍中冲出一个青年人,拔出手枪,向王填海连续开了数枪。
王填海一下倒在地上,顿时,现场一片大乱,人们纷纷逃离。
事后老头子下令展开调查,而在场的赵老板也未逃脱嫌疑,被特务处扣留接受调查。
事情后来很快查明,原来,这次枪杀是由上海暗杀大王王帮主精心组织策划的,老头子的消极抗日引起不少爱国人士的不满,他们委托王帮主行剌老头子。
刺客伪装记者混入现场,见老头子没到,于是他就改为行刺王填海。
经过几天的严格审问后,惊魂未定的赵老板才回到家。
从此之后,赵老板对这些拍摄工作便再也没有了兴趣。
之后,朱老板向赵老板推荐了一个年轻的照相师傅,就是崔德民。
经过一番考究,赵老板认为这个崔德民的技术不赖,再加上朱老板的面子,便将其录用。
而崔德民也没有让他失望,除了一些军政要员的照片还需要赵老板亲自上手之外,其余的几乎都交给了崔德民。
崔德民在住处还搞了一个暗房,这更加让赵老板认为他是个好学、肯钻研的年轻人,甚至有意将自己的内侄女介绍给崔德民。
崔德民当然不会告诉他,这完全是为了情报方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