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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7章 魏广德的心思（第1页）

官牙制度是中国古代商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牙商便出现在牲畜交易市场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牙商的职能不再局限于牲畜行业，逐渐扩展到其他行业。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牙商的身影出现在各种商品交换中。明清时期，官牙制度正式成为全国通行的制度，牙商被官府正式引入商业控制中，成为集商、官、吏于一体的商业群体，承担着监督商人、协助征收商税、维护市场治安和商业秩序等官方职能。官牙制度的实施，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对市场监管的创新尝试。政府通过行政发包的方式，将部分行政权力赋予具有一定官方性质的牙行，利用牙行的居间特性，掌握市场交易情况，提高征税效率。牙行向政府领请“牙帖”开业，获得合法化的官方背景，同时向政府交纳牙税，替政府办事。这种制度将牙行完全引入政府行政体系当中，实现了政府对市场的间接管理，减少了政府监督和决策成本，同时通过牙行协管市场，延伸了监管触角。此外，官牙制度还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管理的精细化和规范化。符合主体资格的牙行需“官给印信文簿”方可营业，并需建立经营台账，记录客商信息。政府通过公权力保障“官给牙帖”制度的实施，禁止私充牙行，并对包庇隐瞒的官牙埠头采取连带责任，以确保市场的公平交易和税收的准确征收。知道“官牙制度”以后，魏广德就有过深入了解。其实，这已经说大明商税的一种尝试了。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税收并没有全部实现，大部分落入官吏和牙人手里。原因很简单，此时的明朝官府并没有产生通过牙行收取商税。官府从牙行收取的银钱，发放牙贴的行为，本质上更加接近后世的印花税。也就是根据民间交易，牙行按照交易金额收取一定的税钱，起到中介证明的作用。印花税是对在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的行为征收的一种税，其因采用在应税凭证上粘贴印花税票作为完税的标志而得名。但是对交易额来说，明朝并没有正如如同后世那样的营业税、税金附加和消费税。魏广德盘算的大明商税，因为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如今成为朝堂百官们口中的祖制，动起来颇为麻烦，他也懒得和这帮人打嘴仗，还要拉帮结派也是麻烦。后世来人，自然脑瓜子比较灵活。其实，也不是说后世人就比较聪明，不过是见识的东西多了，可以借鉴的办法自然就多，其实也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既然正面硬杠麻烦，那就绕过去，只要目的达到了，也是一样的效果。这次，魏广德提出在月港加税，其实本质上就是利用月港交易缺失的一环，也就是官牙。以后进出月港的货物，都必须登记价格，牙行开具票据作为交易鉴证，同时代替官府收取三成商税。月港投石问路，摸索出一套经验来，以后在需要的时候直接推向全国。这里，还必须说说魏广德谨慎的一面，那就是非不到万不得已，这条税法就不拿出来说。不是他魏广德舍不得交这些税银，而是贸然推出，还是针对全国征税，那后果必然严重，势必引起那些和商人关系密切的官绅家族不满，认为朝廷在抢他们的钱。这次，朝廷需要银子弥补亏空，有张居正和王国光在前面顶着。魏广德敲敲边鼓，也就把事儿糊弄过去了，不用他直面那些海商。说起来，他其实不知不觉中也算成为海商中的一员，要是被他们知道他在“吃里扒外”，影响终归还是不好。而全国征收交易环节的商税是在什么时候呢？魏广德其实也有想过，那就是在发生朝廷严重财政危机的时候拿出来。这时候有个好处，就是为了环节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最起码，绝大部分官员会站在他这一边。大明的进士，终归在骨子里还是崇拜才学，歧视商人的。虽然有时候不得不和铜臭为伍，但自认为也是高人一等，其实不愿意主动和商人合作。在他们心中的志向，终究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朝廷出现财政危机，已经影响到治国甚至是平天下，那时候自然不存在其他考虑。合适的政策推出，还是考虑在适当的时间，否则很容易出现好政策因为生不逢时而半途夭折的情况。魏广德知道这些，所以这个时候利用张居正提出的财政亏空，正好用月港加税尝试弥补，收集经验，完善整个政策。有了这么多考量，所以在张居正问出要如何征税的时候，魏广德也是不慌不忙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朝廷在月港施行官牙，统制市场、管理商业，顺便就把这部分加征关税给收了，进出货物接收三成税，交市舶押运进京。”，！魏广德开口道，看到吕调阳犹豫的表情，魏广德知道他是担心税率过高，于是继续说道：“卖给夷人的货物，自然不存在加三成就阻挡夷人出手购买的可能。先前我已经说了，三成税对于他们这些商人能获得的利润来说，真不算什么。倒是夷人送来的商品，或许会有些阻力。但是我也得说一下，买得起夷人商品的，都只会是地方上富户，普通百姓是不会去买他们的东西。其实保障民生”说到这里，魏广德又想到，貌似这个时代还没有这个词，于是解释道：“就是民间百姓生计，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衣食而已。衣，百姓多是自己织造粗布自己做衣服，吃的粮食也是自己种出来的，也就是盐需要向官府购买。其实，只要保证百姓有低价盐可买，民生就不会出大问题。当然，遇到天灾除外，那个需要朝廷减免赋税，甚至拨粮赈济。”这年代，中国还是小农经济，其实对外的需求并不旺盛。因为大部分家庭都是农户，他们的粮食都是自产自销。虽然要经受官府和地主的赋税、地租盘剥，但如果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日子还是很过得去的。“天仙配”里最有名那段歌词，“你耕田来我织布”其实反映的就是古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活。小农经济，也称为自然经济，是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模式，其特点是自给自足。在这种模式下，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男性负责耕作，女性则负责纺织。这种分工体现了小农经济的核心特征，即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规模小，虽然达不到丰衣足食的程度，但能够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这种经济模式在古代中国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近代才逐渐被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所取代。不过现在的大明距离工业经济时代还早的很，魏广德自幼就长在崩山堡，周围都是军户，除了编入百户所的人外，其他军户也是过的这样的生活，所以并不陌生。而且，或许是后世不常见的缘故，所以魏广德对这样的生活其实还蛮有好感的。他知道这样的家庭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其实主食不缺，衣服也是自己做，虽然粗糙一些不如棉布穿在身上舒服，但确实没有什么购买的需要。唯一必须花钱买的，也就是盐巴这东西。不过大明的盐政，也是一言难尽。别说穷苦百姓，就是他家那样的百户家庭，吃盐其实也挺费钱的。这也是明清时期为什么大商人多是大盐商的原因，仗着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垄断经营的产业，肆意加价剥削百姓。魏广德早就有心好好整治一下这些人，不过他们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非常难以应付。其实，大明只要清理了盐政上的蛀虫，以大明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不遭遇明末那样连年大旱，朝廷因为财政窘迫无力赈灾，其实根本就乱不起来。可魏广德既然有了收商税的念头，又成功进行尝试，完善经验，真遭遇那样的大灾大难，通过对国内，主要是针对江南征收商税去赈济北方灾民，想来也是能缓解一些的。何况，大明现在还把触手伸进南洋，到时候在南洋大肆采购粮食救援北方灾区，也就不存在大规模暴乱的可能了。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不把百姓逼急了，谁会造反。魏广德说出的理由，张居正和吕调阳等人自然明白。普通百姓自然不会买那些做工精巧的西洋玩意儿，也只有地方上的富户，还有就是官绅勋贵才会有兴趣。而他们，也不会差那么点银子。所以，加月港的税，只要能保证夷人接受，貌似还只能就没什么问题。正如魏广德所说，大明对外出口的商品就在那里，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他们根本就没得选。除非，你不买大明的东西。而放眼周边，除了大明能提供这些商品，还有谁能有？“另外，我还觉得可以考虑让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这三处市舶司从今年起，不断压缩朝贡贸易。说起来朝廷让他们管理藩国朝贡，但是看看他们每年的收益，我之前查看过，广州市舶司收税最多的一年也不过四万两银子。三处年入不过十万两，如此低效要来何用？”魏广德又拿出市舶司说事儿，用月港收取的税收和他们三个市舶司做对比，那效果自然就黑白分明。其实，市舶司这一块油水巨大，只不过油水没有流入朝廷，而是进了地方官府一些人的腰包。想想之前三大市舶司统治大明对外贸易，是的，大明虽然名义上禁海，但是不管是朱元璋还是朱棣，亦或者其他皇帝，都不是傻子。唐宋开始形成的中华贸易圈就在那里，发挥的效果其实很容易理解。其实自唐朝起，中国对外贸易就是官府控制，当然是为了收税。，！明朝不过是继承下来而已，所以也有自己的市舶司。但是，位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的三大市舶司貌似都形成默契，每年上报的税银都是大差不差，感觉都差不多的样子。其实，只要是明眼人，多少都能看出来其中的猫腻。魏广德这个时候借助此时炮轰市舶司，其实也有将市舶司的贸易挤压到月港来做的目的。相比市舶司的抽分，月港的税率自然更高，如果不对市舶司进行更加严格的管控，弄不好一些商人会钻空子，从市舶司那边拿到低价货物在公海转卖给夷人。那样，损失的就是朝廷的税银，也会让他提出的这项举措大打折扣。这是魏广德不愿意看到的。既然是他提出来，自然希望取得最好的效果。虽然提高抽分，貌似也可以达到月港加税一样的结果，但其实不然。因为在市舶司进行交易的外国商人，都是必须持有朝贡凭证、表文、号簿等文件，是以外国使节身份，经市舶司检验无误后才允许入贡。外国使节运来的货物，除贡品上交朝廷外，其他货物可在京师会同馆开市，政府对贡品赏以优价，参与开市商品货物，一律免纳商税；对运到市舶司所在地的商品货物，由市舶司按“给价收买“政策，进行收购，不征收商税。贡品免税和合理，但是对于使节采买货物免税，魏广德就觉得有些蛋疼。这就是个孔子可钻的地方，而且市舶司的抽分，其实是针对其中超过贸易额部分收取一点商税。这也是市舶司收税很少的缘故，市舶司官员上下其手，可不就捡了大便宜。增加朝廷关税，势必要封堵这些缺口，否则月港的生意很可能就因此而停滞。现在魏广德在月港投入颇大，集举国之力供养起月港，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利益。：（）隆万盛世